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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认为,卫青与霍去病是汉武帝的“男朋友” | 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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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7 10:07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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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兰台 [url=]短史记[/url] 1周前
文 | 兰台
卫青与霍去病是不是汉武帝“男朋友”,这件事局限于史料,尚难定论。但司马迁认定卫青与霍去病是汉武帝的“男朋友”,这件事却是没有疑议的。
这是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卫青与霍去病归入了《佞幸列传》。
卫、霍被归入《佞幸列传》

被归入到《史记.佞幸列传》中的其他人物,都是板上钉钉的“男宠”。卫青与霍去病自然也不会例外。
司马迁在《佞幸列传》开头,就已写明了“佞幸”的性质:
“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
这句文言文并不难解——民间谚语说,努力耕种不如碰上好年景,尽心工作不如遇上好领导。不只有女子可以凭色媚主,士宦中的男子也同样可以靠着色相上位。
《太史公自序》里也有一段文字,解释了“佞幸”的性质:
“夫事人君能悦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大意是:侍奉君王之人,能靠着娱乐君王的耳目,让他们开心,进而获得宠信亲近。这些人,不只靠美好的色相上位,才能上也各有所长。
显然,所谓“佞幸”乃是一种因果关系,“佞”是因,“幸”为果,因“佞”而得“幸”。换言之,得入《佞幸列传》者,都是获得了君王宠幸之人。只不过,其中某些人只有色相,另一些人则在色相之外,尚有其他才能。
汉高帝时期的籍孺,汉惠帝时期的闳孺,是典型的只有色相:
“此两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
司马迁还讽刺了汉惠帝时期的士风,说惠帝时代那些年轻的贵族子弟们,眼见着闳孺得宠,也群起效仿,“郎侍中皆冠鵕璘,贝带,傅脂粉”。
这里的郎和侍中,属于皇帝身边的近臣,按惯例从贵族子弟中选拔。这些有机会接触到皇帝的贵族子弟,涂脂抹粉意欲何为,自是希望也能够得到汉惠帝的宠幸。
高帝、惠帝所开启的这种宫廷风气,与整个西汉相始终。武帝时代也不例外。
文帝时代的邓通、景帝时代的周文仁,也都是依凭色相获宠于君王,而被写入了《佞幸列传》。
汉武帝的男宠,则往往在色相之外,尚有其他才能。比如,韩嫣“善骑射”,李延年则“善歌”。不过,这种“才”只是“色”的衍生物,骑射也好,纵歌也罢,都是因为武帝喜欢,可以取悦武帝。韩嫣与武帝一同长大,司马迁说“嫣与上学书相爱,及上为太子,愈益亲嫣”;李延年受“宫刑”后嗓音发生改变,吸引了汉武帝,如叶舒宪所言,“李延年受宫刑后嗓音变得具有中性美,因而获得汉武帝的宠幸”。
司马迁在描述李延年的结局时,用词也颇有深意:
“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后,爱弛,则禽诛延年昆弟也。”
“爱弛”一词,出自《韩非子·说难》中的弥子瑕与卫君的同性爱情故事,原话是“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
《佞幸列传》叙述完韩嫣与李延年,随后便提及了卫青与霍去病:
“自是之后,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大意是:此后,武帝的男性内宠大多来自外戚,卫青和霍去病也因为外戚的身份被宠幸,不过同时也能依靠才能在仕途上前进。
《卫青霍去病传》中,司马迁也特意提到了霍去病乃汉武帝的“男朋友”这件事情:
“是岁也,大将军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
与班固《汉书》的相应篇章对照,可以很清晰地看出这个“幸”字的真实含义。
基于与人为善、不在当事人本传中刻意揭丑的为史原则,《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中,隐去了这个“幸“字:“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为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但在《汉书.佞幸列传》中,则仍保留了“爱幸”一词:
“是后,宠臣大抵外戚之家也。卫青、霍去病皆爱幸,然亦以功能自进。”
《汉书·佞幸列传》之赞词明言,其中所载人物,均系皇帝的男宠——“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男色”二字,意思已经很明确了。“爱幸”一词,也是班固在《佞幸列传》用来描述皇帝宠幸男朋友的专用词汇,比如,“始时,(韩)嫣常与上共卧起。嫣弟说,亦爱幸”、“(李延年)而与上卧起,其爱幸埒韩嫣”。
简言之,司马迁与班固皆认为,卫青和霍去病是汉武帝的男朋友。
以上,并非笔者在深文罗织。古人读《史记》《汉书》,对卫青、霍去病的历史身份,也持相似看法。
比如,《南齐书.幸臣列传》是直接把霍去病与韩嫣、邓通并列的:“汉文幸邓通,虽钱遍天下,位止郎中。孝武韩嫣、霍去病,遂至侍中大司马。”《南齐书》的撰述者萧子显,做过南梁的户部尚书,也是南齐皇族,沈约曾赞誉萧子显的才华可与班固媲美,他自然看得懂《史记》与《汉书》。
再如,苏轼曾言——“汉武帝无道,无足观者,惟踞厕见卫青,不冠不见汲长孺,为可佳耳。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厕见之,正其宜也。”——在苏轼看来,卫青与汲黯,是身份不同的两类人,汲黯是国之重臣,所以武帝必须穿戴齐整与之相见;卫青只是获宠幸的奴才,“踞厕舐痔”最为合适。
图:酒泉的霍去病雕塑
汉武帝的“生殖器政治”

卫青、霍去病在武帝时代能够“颇用材能自进”,与汉武帝奉行“生殖器政治”,有直接关系。王维《老将行》中所总结的“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正是这种“生殖器政治”所造成的结果。
据《汉书·外戚传》记载,武帝最初并不打算以卫青为将,而是准备用自己的大舅哥、卫青的哥哥卫长君。卫长君死了,才转而使用卫青为将,“先是卫长君死,乃以青为将军”。
武帝首先看重的,并非卫长君与卫青的军事才能,而是二人通过生殖器与自己所构筑起来的政治关系。基于相同的逻辑,卫、霍之后,武帝又重用了同样外戚出身的李广利。
图:临汾的卫青、霍去病像
武帝如此做,有两大时代背景。
第一,经过多年休养生息,汉军实力已有极大的提升。
景帝时期,韩安国反对汉匈开战,理由已不再是军事实力不济,而是汉军没办法长期占领匈奴之地,“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疆”。刘邦北击匈奴时,汉军“多步兵”;汉文帝三年派窦婴抗击匈奴时,汉军骑兵数量已经达到了8.5万人;汉文帝十四年,卫将军周舍用于防守长安的骑兵,已达十万骑。
第二,武帝致力于塑造大一统,一切权力统归皇帝一人。在政治上打压外朝相权、起用布衣儒生,在军事上重用出身低贱、只能靠生殖器这一纽带依附于皇权的外戚,是大一统的必然选择。
在卫青、霍去病之前,武帝曾重用过出身较高的外戚窦婴和田蚡。但田蚡任丞相期间对皇权的制约,曾让武帝深感不快,乃至于怒嘲田蚡:“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你的人事任命够了吗?皇帝我也想任命几个人!故此,田蚡死后,武帝已打定主意,只重用那些出身低贱的外戚和布衣文人,这些人除了做皇权的奴才,别无出路。
卫青第一次出塞击胡,即是武帝为扶植卫青上位,而精心准备的战斗。
据《汉书》记载:
“元光六年,拜(卫青)为车骑将军,击匈奴,出上谷;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太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军各万骑。青至笼城,斩首虏数百。骑将军敖亡七千骑,卫尉广为虏所得,得脱归,皆当斩,赎为庶人。贺亦无功。唯青赐爵关内侯。是后匈奴仍侵犯边。”
查《汉书·地理志》,当时匈奴单于庭在头曼城,大概位置是雁门的正北方,靠近代郡和云中。李广万骑出雁门,公孙敖出代郡,公孙贺出云中,均有可能遭遇匈奴主力,惟卫青所部出上谷,遭遇匈奴主力的几率甚低。
结果也正是如此。正对匈奴单于庭的李广全军覆没,距离稍远一点的公孙敖折损了七千骑兵,出云中扫荡的公孙贺无功。这三路人马吸引了匈奴主力,卫青带着一万骑兵在匈奴侧翼斩杀数百人。
这是一场带有“保送”性质的战争,目的之一正是为了让卫青因军功封侯。武帝做这种事情非止一次,在他的安排下,他的另一个“男朋友”韩说(韩嫣的弟弟),也曾因军功而封侯——“嫣弟说,亦爱幸,以军功封案道侯。”
图:西汉和匈奴的战争
卫、霍获得武帝重用之后,一反当时社会常态,不养门客,也是出于对武帝谋求大一统的政治路线的深切体察。如卫青自己所言:
“ 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
魏其侯窦婴、武安后田蚡招纳、厚待门客,皇帝切齿痛恨。笼络士大夫,启用贤人,罢免不合格者,这人事之权属于皇帝,人臣不该染指。
两汉是秦政与周政掺杂的时代,当时流行的是一种“双层君主关系”。第一层是皇帝与臣子,第二层是人臣与属吏、门主与门客。简单来说,就是大将军、郡守这类高级官员,可以自行征辟属吏、招纳门客,这种属吏、门客与其上级、门主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弱“君臣关系”。
卫青的做法,与流行的风气相悖,在当时是被看不起的,是一种放弃自尊、跪舔皇权的行为。这大概也是苏轼后来说他是“奴才”、“雅宜舐痔”的缘故。
当然,在汉武帝的“大一统”实现之后,人人皆是奴才,不独卫青一人。
图:霍去病墓遗址
参考资料:
《史记》,中华书局;《汉书》,中华书局;《南齐书》,中华书局;《东坡志林》,中华书局;《史学通论》,作者:赵轶峰;刘军《佞幸下的情感与人生——<史记佞幸列传>浅论》,《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6月第11卷;张三夕《男色的爱与恨——评<史记·佞幸列传>》,《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年01期;尹东洋《<史记·佞幸列传>中的男色文化》,《青年文学家》2017年02期;王晓东《<史记·佞幸列传>发覆》,《北京教育学院学报》 2008年01期;崔丽芳《论西汉内朝政治的缘起和特征——以皇权与相权之冲突为视角》,《安顺学院学报》2010年06期;邢晋源《浅析西汉中期的外戚政治》,《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4年08期;冯佳《西汉外戚与西汉政治》,《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栾保群《由西汉外戚专政谈外戚与皇权的关系》,《天津师院学报》1981年03期;安忠义《汉武帝时期骑兵的兴起与军制改革》,《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04期;赵盛印《试析汉武帝时期的内朝制度》,《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04期;邱树森《两汉匈奴单于庭、龙城今地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02期;李迎春《秦汉郡县属吏与长官关系考论——兼谈东汉“君臣之义”的政治实质与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05期;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九章、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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