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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用人与管理上留给后世的教训 | 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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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6 11:34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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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谌旭彬 [url=]短史记[/url] 1周前
文 | 谌旭彬
重庆市档案馆曾公布过106道蒋介石手令,这些手令下达于1939-1944年间,全部与重庆市政直接相关。
由这些手令可以发现,蒋事无巨细,包括马桶的清洗问题在内,都曾过问指示。
比如,1939年3月2日,蒋发现重庆市大小汽车普遍超额设置座位,甚至在汽车之外“两傍附带立人”,于是下达手令,要去市政府想办法进行整顿。因市政府的方案不如人意,半个月后,3月18日,蒋再次下达手令,给出了自己拟订的三条办法:
“第一、(载重)分量应再减少现定者五分之一;第二、重要出入路口准备秤磅,如见有逾量之车,令其卸下过秤;第三、过秤后如有过分之重量,一面处罚,使其过分量之货,不能再搭原车,一面必须觅保取回其原货。如第二次再犯此规,即应充公。”
重庆是战时陪都,驻有很多英美盟国人士。其市容市貌,在蒋看来关系到国家体面;且蒋认为,市容整洁有助于维系民众的抗战信心。所以,贯穿整个抗战,蒋一直在关注重庆的市容市貌。
比如,1941年,蒋曾就车辆超载问题,替重庆市政府拟出过具体的处罚标准,包括不许破烂、脏污车辆上路、不许车辆外侧攀援载人等。手令要求:
“公共汽车与各公路所行驶之车辆,……凡破烂与污秽以及尘土久积之车辆,皆应彻底取缔,停止行驶。叉车旁不许立人附车,……凡犯有二次以上者,应即将车辆充公,车夫充苦役可也。”(1941年 7月 8日)
“重庆市区内常见有载重过量之卡车与板车,并时见有人站立于汽车或卡车车门之外。以后此类事件皆应由警察负责取缔,至少应勒令停车改正,或将其车辆扣押,若有再犯者 ,即予其车带物一并充公;如有警察熟视无睹,不加取缔,应予惩处。”(1941年8月29日)

图:1941年2月,日机轰炸后的重庆街头
汽车关系市容市貌,马车自然也是一样。
1942年9月24日,蒋向交通部长张嘉璈、重庆市长吴国桢下达手令,命他们整顿马车行业。整顿的重点是“车辆不良”、“马匹疲敝瘦弱难堪”。手令要求主管机关对马夫进行“检查教戒”,督促他们改正让马匹终日工作“毫无脱轭休息”的做法,进而改变“马匹病弱日甚”的现况。
不过,蒋的手令并没有效果(这种事,本身也很难做到)。1943年6月22日,蒋又向重庆市长贺国光下达手令,再次批评了市内的马车问题。在蒋看来,这些马车“车厢之污秽,御夫之褴褛以及马匹之瘦赢”,实在是“有玷瞻观”,给人极不好的观感。蒋责备市政府敷衍塞责,不好好办事,在手令中警告他们:
“以后倘再不将车厢保持清洁,马匹挑选精壮,与御夫穿着制服,定将先惩各该主管人员,以戒怠忽。”
1943年12月14日,蒋再次下达手令给贺国光等人,就马车夫吸烟、马车搭乘人数等问题做出指示。:
“自明年一月一日起,凡行驶于重庆市区内之马车,应严禁其车夫于驾驶时吸烟,一面并限定每辆马车连同车夫在内,只准搭乘五人为限,否则应严加处罚。”
图:日军轰炸下的重庆一隅
不独汽车、马车,在蒋看来,警察的雨帽、公共场地的篱笆,国旗的悬挂高度,也同样关系到市容市貌,关系到国际观瞻。
1939年3月18日,蒋向市政府下达手令,批评了现用的警察雨帽的样式和公共场所的卫生处理规则。关于雨帽样式,蒋指示道:
“警察雨帽,必须与雨衣联扣,不准现在之雨帽批带帽上,不成样子。”
1940年5月30日,蒋曾就市内篱笆墙倒塌问题,向市长吴国祯下达手令,要求倒塌两日内必须完成修复:
“市内各处倒塌之竹篱围墙,应严令其管户限期修整,如公共场地之竹篱,则应特别坚实,勿使随时倒塌。如见倒塌,应即刻修整,不得逾二日为要。”
1943年4月5日,蒋又通过手令,就市内的国旗悬挂高度作出具体指示,要求“垂下最低之旗角”距离地面必须至少十市尺。
除了汽车、马车、雨帽、篱笆、国旗,市内的公厕状况,也是蒋介石关注的焦点。
1940年2月27日,蒋曾指示,防空洞“附近必设厕所”。
5月30日,蒋在手令中为防空洞外便桶的清洗制定了具体办法,要求在“解除警报以后三点钟以内,必须清除洗净”,由市长和警察局长轮流巡查来保证执行。
7月24日,蒋又就防空洞内厕所的启用与关闭规则下达手令,“凡新式厕所,平时应闭锁,非警报时不开启,解除警报清扫后,应即锁闭,平时不开为要”,以保证防空期间能清洁使用。
这些手令的下达,并没有带来蒋期望的结果。1942年3月23日,蒋又在给市长贺国光的手令里,为市内公厕的清洗制定规则,要求清理工作必须“每日早晚两次”。

图:1941年,重庆某处防空洞
忧心战时陪都的国际观瞻,是蒋下达上述手令的关键原因。
不过,手令如此细碎,甚至连“重庆市建筑与道路,必须预留装置地下电线电灯之设备为要”这样的技术常识,也要由蒋来谆谆提醒重庆市政府,则明显有违现代政府权责明晰的运作之道,而与蒋的个人习惯有直接关系,一如蒋的近侍陈布雷所言:
“委座处理政治,如同处理家事,事事要亲自处理。
事事亲自处理的主要手段,即下发“手令”。
大陆时期,蒋究竟发出过多少手令,迄今尚无确切统计。据曾在侍从室工作过的秋宗鼎披露,仅其个人所见:
“从1936年1月起,到1948年4月止,这一段时间里,侍从室积累收藏蒋的‘手令’已达120多公文箱之多。如果把1936年以前的和没有收回来的蒋的‘手令’攒在一起,恐怕还不止这些了。”
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不满蒋的“手令”者颇多。
比如,1937年的忻口会战,本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因蒋用手令越过阎指挥前线部队,导致阎的“转下之命令早发迟到”,蒋的“径下之命令迟发早到”,某些前线部队拿着两份命令,“不知所适,几乎全部错移其地位”。
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因此在日记中责备蒋:
“径令太多,又忽略通知其长官,因之误事者有之,发生误会者有之。”

久而久之,国民政府前线军事将领也有了一套对付蒋“手令”的有效心得。军统局第一处处长鲍志鸿,曾主管战地情报工作。据他披露:
“黄伯韬……为了躲避蒋介石命令,早晨起来,告诉部下,如蒋介石来电话,就说军长到师部去了。电话打到师部,又说,军长到团指挥部去了。王耀武军则采取口头应付,实际按兵不动的态度。一天深夜,戴笠指示传达蒋介石命令王耀武派一个加强营,攻击日军侧背,救援衡阳第十军,……王耀武复电戴笠说判断如神,实际上依然按兵不动。”
唐纵在侍从室工作多年。据他讲,1942年11月25日,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党政总检讨时,曾有人批评蒋氏手令太多,导致“各部长只知道忙于应付手令”,无暇处理一般正常事务。蒋在会上回应这种批评,辩解道:
“并没有好多手令,有时想到的意见交给各部长参考则有之,正式手令甚少。”
稍后,蒋指示多用“手启”、“手条”名目,能不用“手令”名称者,尽量不用。
熊式辉也曾当面给蒋提建议:
“不宜日理万机,陷于事务主义之深坑。……事必躬亲,终必自误”,“一等人用组织,二等人用人,三等人用手。”
蒋的回答是:
“中国人才太少,委之事权,类不能达成任务。”
蒋的日记中,也多有此类话语:
“所用之人,所有机关,几无一如意。”
“除妻之外无一人能为余代负一份责,代用一份心”。
“对内对外,对老对少,对文对武,皆须以一身亲当。”

图:1961年,蒋介石与陈诚(左)
严格说来,蒋抱怨党内没有人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主政大陆期间,蒋的用人标准,本就一直是重德甚于重才。
1933年4月23日,蒋在日记中自述用人之道,是先“察其心”,再“用其才”:
“绪山谓:(王)阳明用人之法,不专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托,其才自为我用。世人喜用人之才,而不察其心。其才止以自利其身已矣,故无成功。是诚吾之药石也,中正勉之。”
退至台湾后,在用人问题上,究竟是以道德为先,还是以才能为先,蒋纬国与蒋介石也曾有过一番辩论。蒋介石主张前者,蒋纬国侧重后者。
据蒋纬国回忆:
“有一次为了一个想法——选择干部究竟是道德重于学术,还是学术重于道德,我们争论了两个礼拜。最后父亲接受我的意见。……我举了一个例子向父亲说明:有一群道德好但不学无术的人,带头者道德学术兼备;另一群人则是学术超群,带头者也是道德学术兼备。前者带的这一群人虽然品德好,但不学无术,他自己虽然品学兼具,但是这也要帮忙,那也要帮忙,非常辛苦。我跟父亲讲:‘那就是您。’”
蒋纬国这句“那就是您”,点出了蒋介石在用人上的困境。
蒋说自己是因为“党内无人”才事必躬亲,但在其他人眼里,蒋的事必躬亲,其实也是造成“党内无人”的原因之一。
曾给胡宗南做过参谋长的将领于达,曾留下这样一段反思:
“革命军积下来一个很不良的习惯,使得革命军很吃亏,其原因可能是委员长因为用的都是(黄埔)学生,把他们从无知的少年训练长大,老是觉得这批毛头小子会出乱子而不放心。蒋先生一直到现在都还看他们是小孩子,什么事情都不能放心他们去做,而事事干预他们,而且干预得很厉害。”

面对质疑,蒋也有自己的“委屈”,他曾对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如此说道:
“你们副院长、各部部长,以为我不懂经济,其实我何尝懂外交。我的军事是苦干成的,今日外交的形势也是我们苦干的结果。如果你们懂经济,拿出办法来,否则就应听我的话,照我的意见做。”
蒋既如此说,下属为了不负失败责任,也往往乐得凡事无动于衷,一切静候蒋的指示,“党内无人”问题也就变得更加严重了。
当然,蒋也知道自己连便桶清洗次数都做具体指示,实在有失体统。所以,他曾多次强调,不许下级部门使用手令原文来传达指示。
比如,1941年5月,蒋发觉后方食盐供应吃紧,于是向主管盐务的财政部发了一道手令,要求“后方各省食盐,对其购买应加限制,以后每人每月只准购买八两”。这条手令被财政部全文引用转发。蒋看到后十分生气,训斥了财政部,强调自己的手令“多系就主要方针而言”,财政部拿到之后“不应照录手令”,下发文件更不该注明“奉本委员长手令”如何如何,这种做法“实嫌有失体统!”
可惜的是,恶性循环已成,蒋再如何斥责“有失体统”,也是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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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6 11:38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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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2日,蒋发现重庆市大小汽车普遍超额设置座位,甚至在汽车之外“两傍附带立人”——呵呵,看来汽车超重超员始于民国,不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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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6 11:48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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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蒋介石治国如同诸葛亮那样,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结果大事失具,小事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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