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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被“中医是几千年经验的积累”所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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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7 09:35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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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旭彬 [url=]短史记[/url] 1周前
笔者注:本文所有“中医”,其涵义均是指“中国传统医学”,与之对应的概念,是“西方传统医学”,以及不存在中、西分野的“现代医学”。
文 | 谌旭彬
关于“中国传统医学”,亦即中医,中文知识界有一种相当常见的说辞,大意如下:
“阴阳五行理论已经过时,但中医是经验的医学,从神农尝百草至今,中医积累了几千年的实践成果,中医药是内容丰富、价值无可估量的宝库。”
进而,很多人主张“废医验药”。
“废医验药”是很好的主张。遗憾的是,验药的结果,却让“几千年经验的积累”有些措手不及。
当代医学史上,有过两次针对中医的大规模“验药”。
第一次始于1958年。
到了1961年,在“中国生理科学会药理专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上,参与验药的中医界人士无奈承认:
“阴性结果较多,肯定结果较少。不少(宣称)临床报告有效的方药,在动物实验中得不到证实”,“我们单位所做的中药筛选工作多数为阴性结果(注:不能证明有效),少数为阳性结果”,“用观察血管脆性、血凝时间等方法来研究止血的中药,结果很难得出肯定的结论”……
当然,与会的中医界人士拒绝将“得不到实验的证实”等同于“中药本身无效”。
在会上,他们集中抨击了现代医学的“验药”方式不适合中药,理由是“中医理论很多是西医难以理解的,……目前的一些实验方法很难反映出中药的真实药理作用。”
他们强烈主张,用“临床疗效”取代“动物实验”和“双盲实验”,作为判定中医药方是否有效的依据——众所周知,无法通过“动物实验”和“双盲实验”的所谓“临床疗效”,往往属于幻像(比如患者自愈)。
第二次全国范围的“验药”,始于1971年。
据吴新生《共和国领袖首席保健专家》一书披露,此番验药运动的缘起是:“毛泽东晚年患有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当年(1970)11月份,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由卫生部牵头向全国医疗系统发出号召,展开攻克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的科研攻关活动。”
如此,自不难想象其规模。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75年,全国共派出医务人员近30万名,临床验药治疗440多万病例。
但结果同样令人遗憾。中医陆广莘无奈承认:
“1971年全国范围的筛选慢性气管炎中药,针对‘咳、喘、痰、炎’,筛选出止咳、定喘、化痰、消炎的18种草药,却又经不住时间和实践的考验。百余年来,从麻黄素开始,能从中药里成功提取分离成为化学药的不到60种。”
为什么明明有“几千年经验的累积”,到了“验药”环节,成绩却如此惨淡?
问题出在哪里?

原因其实很简单:“几千年”这个漫长的时间跨度,容易给人一种最终“累积”一定特别厉害的错觉。殊不知,“经验累积”有两个重要前提:
(1)“经验”的真实性可以被检验。
(2)“经验累积”的渠道非常通畅。
遗憾的是,在漫长的“几千年”里,这两个前提并不具备。这直接导致中国传统医学的经验累积,长期处于一种非常低效的状态。
具体而言:
(1)一种“治疗经验”,要被证明有效,首先需要大量的临床病例;然后还需要通过“双盲实验”一类的办法,排除掉其他因素的干扰,尤其是排除主观偏差。
比如,《三国志》记载,华佗曾凭借用手摸孕妇腹部,“(胎儿)在左则男,在右则女”的经验,准确诊断出孕妇怀了男孩——这是典型的以偶然为必然、存在主观偏差的“伪经验”。
《三国志》还记载,张角、张修用“符水”给人治病,治好了就是“符水”的效果,治不好就说病人的心不虔诚,“不信道”——这也是典型的未排除自愈因素干扰、存在主观偏差的“伪经验”。
(2)一种“有效的治疗经验”,要被有效积累,首先需要作为知识沉淀下来,在刀笔时代,沉淀的方式自然是写成文字载入典籍;然后这些文字典籍,还需要有传播渠道,在传播渠道的末端,必须经得起重复验证。这些,必须依赖“学术共同体”才能做到。
很遗憾,在近代大学和学术期刊制度建立之前,中国传统医学不存在“学术共同体”。
所以,在中国古代,某位民间医生发现了针对某种疾病有效的药物——事实上很难做到,民间医生既无法获得足量的临床机会,也没有进行双盲实验的意识,自然也就无力确认药物的有效性,李时珍和他的《本草纲目》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对绝大多数前人留下的药方,他只能抄录,无法甄别,以至于上吊绳治癫狂、吃白云治哑症这样的药方比比皆是。——然后将之写成文字,变成知识有效传承下来,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史实也可以证明了这一点。那些站在最顶端的民间医生,比如华佗,都没有能够将他们的有效药方传承下来,留在史书中的,只有各种奇奇怪怪的传说,比如断言某某与妻子行房必死、某某五日必死、某某阳寿只有十年……普通民间医生,情况自然更糟。
在民间不存在任何“学术共同体”的古代中国,稍稍能够做到“有效积累”的,其实只有官办医疗机构。
比如,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写成后即面临失传的困境,是晋代太医令王叔和收集了一些残章,将之部分保存了下来;今天所见的通行本,则是宋代官办的“校正医书局”校订整理的版本。
但官办医疗机构本质上属于衙门,不是“学术共同体”,他们对医疗经验的“有效积累”,也很低效。一个人所皆知的典型案例是: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已记载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可以治“寒热诸疟”。《肘后备急方》是历代官办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必备典籍,但自东晋至晚清,这种治疗疟疾的有效经验,并未获得真正的重视(主要原因是未获得重复验证,而不能得到重复验证的原因,又在于官办医疗机构不是研究机构),它留存在典籍中,却没有能够变成一种常见的治疗手段。直到20世纪60~70年代,才成为青蒿素被发现的契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不但中国传统医学“几千年经验的积累”非常低效,西方传统医学“几千年的积累”也同样如此。
比如,“十七世纪德国药典有五、六千种药物,今天继承下来的只有少数。”(药理学家金荫昌语)
再比如,在“产褥热”这个问题上,中国与欧洲的传统医学,都长期深陷在错误的“恶露抑制”理论当中,认为孕妇之所以在产后出现发热症状、进而导致死亡,是因为她们在怀孕期间,血液中积累了大量污物毒素,需借助排出恶露来清除,冷空气进入子宫、身体受冷、饮用冷水、受到恐惧惊吓等,都会导致子宫内血管出口关闭,使恶露难以排出。进而,古代中国与古代欧洲,产生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坐月子禁忌”——房间必须被关得密不透风、产妇不能下地必须卧床、多少天内不能碰凉水、不能洗澡……
直到19世纪中叶,欧洲的近代医院走向正规,维也纳总医院的产科医生、匈牙利人塞麦尔维斯(Ignaz Philip Semmelweis)才获得机会发现,“感染”(具体感染了什么,他当时还不清楚)才是产妇患上产褥热的根源;稍后,法国科学家巴斯德(LouisPasteur)和德国医生科霍(Rober koch)相继发现细菌,塞麦尔维斯关于产褥热的发现,才被欧洲的“医学共同体”所承认,变成一种被有效传承下来的“医疗经验”。
前面说了这么多,其实归结起来,也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问题:
当我们不假思索地说出“××是几千年经验的积累”这类话时,我们要心存警惕,注意逻辑链条的完整,再多问自己一句:这“积累”的具体情形是怎样的?是有效积累,还是无效积累?是高效积累,还是低效积累?
但也正因为是很简单的逻辑问题,这问题才尤其使人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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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坛之星

发表于 2019-5-8 09:39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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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疾病信赖中医,等于破财和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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