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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方奴隶主,如何利用制度与文化来控制奴隶? | 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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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7 10:02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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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戴维·M.波特 [url=]短史记[/url] 1周前
本文节选自戴维·M.波特著、高微茗译《危机将至:内战前的美国,1848-1861》(中信出版集团),已获授权。标题系编者所拟。
从梅森 - 迪克森线到里奥格兰德,从欧扎克斯山脉到佛罗里达礁岛群(Florida Keys),这一片幅员辽阔、各具特色的地区,无论是在自然地理方面,还是文化方面,都不具备统一性。
但是,这整片区域,可以说是位于一种专门从事主要农作物种植的农业经济的引力场中。在这类种植业中,经验证明种植园是一种有效的生产单位,而黑奴也已成为最重要的劳动力来源。
自然,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全体南方白人都在经营种植园农业并蓄奴——其实只有人口很少,但影响力很大的少数人以此为业。
这一点甚至也不意味着各州都生产大量农作物,因为棉花州这个称呼所指的只是下南方各州。
但这一点的确意味着所有这些州的经济与种植园农业联系在一起,即使有时这种联系要经过一两次转折。
农业社会一般趋于保守和正统,极度重视因循旧习和亲属关系。如果土地都掌握在大地主手中,这类社会往往有着森严的等级,而且下等人对上等人十分恭顺。
由此,即便没有奴隶制,南方各州也在很大程度上共享着不少特征。不过,奴隶制的存在也深刻地影响了它自身存在的条件,而这类条件也是整个南方广泛共享的。其实,这类条件成了决定是什么构成了南方的评判标准。
奴隶制度,鉴于其意义在于有大量人口处于非自愿的依附关系中,故而要求这种制度的各个组成部分都经过专门的社会改造手段,以便强制实施并维持这种依附关系
在南方,这种依附关系还是具有种族意义的,不仅是一种奴隶被主人控制的关系,也是400万黑人被800万白人控制的关系。
这种制度不可能只通过把相关法律增加到法令全书中去,或者建立正式记录明确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合法主人就能实现。
不言自明的是,被奴役的人必将反抗他们受到的奴役,而奴隶主则必须设计出切实可行的控制奴隶的手段。所以,首要条件就是这个制度应该有能力解决偶然发生的暴动。
这一点改变了整个制度内部的优先级排序,因为尽管这种维持依附关系的制度也许最初是一种实现目的的手段——为了保障农作物种植业能够得到永久性的劳动力供应,但奴隶暴动这种风险的紧迫性很快就使奴隶处于依附关系中,成了目的本身。
这就是托马斯·杰斐逊说出“我们是抓住了狼耳朵”这句话时想要表达的意思。
图:电影《为奴十二年》里的美国黑奴
最难回答的问题是,南方在多大程度上真的处于发生奴隶暴动的危险之中,这个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以下事实:南方白人一刻也不能摆脱对发生奴隶暴动的恐惧,可是与此同时,他们也绝不会承认——哪怕是对他们自己,更别说对其他人了——他们那些“文明的”“满足的”, 而且“忠诚的”奴隶,某一天也许会屠杀自己的主人。这种恐惧的程度大概与这种危险实际存在的可能性并不相当。
不过重点在于,南方白人主观上都怀有对奴隶可能发起的行为的恐惧,客观上也共享着一套设计出来阻止奴隶这样做的社会制度。
从斯巴达克思的年代开始,所有蓄奴社会都活在奴隶起义的风险中。
不过对南方而言,不需要古老的历史教训来提醒他们。就在1791年至1804 年,在包括杜桑·卢维杜尔和让 - 雅克·德萨林在内的一系列领袖的率领下,圣多明各岛上发生过多起黑奴暴动,几乎消灭了该岛的全部白人居民,而且在此过程中出现了骇人的暴行,比如活埋和把活人锯成两截。幸存者纷纷逃往新奥尔良、诺福克和美国其他地方,南方人可以听到这些幸存者亲口说出他们的悲惨遭遇。
在南方人心中,圣多明各事件一直是一场梦魇。
至于南方本地,当然也曾发生过暴动和暴动未遂事件。1800 年,加布里埃尔·普罗瑟曾经在里士满领导了一场暴动。1822 年,在登马克·韦谢伊的领导下,一场秘密行动差点就在查尔斯顿付诸实施了。1831 年,纳特·特纳在弗吉尼亚州的南安普敦县指挥了一场著名叛乱。
以上这些事件的规模和圣多明各事件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即使和巴西的数次暴动相比也是如此,但每一个事件都触动了南方人的心灵中那根暴露在外的敏感神经。何况南方各地还有地方性的小规模骚乱。
总共算起来,一个历史学家可以统计出超过 200 起“造反”事件案例,同时也完全有理由相信其中一些完全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另一些则几乎没有造成任何显著后果;但每一个案例即使不能证明奴隶暴动的危险确实非常普遍,仍然能够证明南方人内心的忧惧是真实存在的。在偏僻的种植园和黑人比白人数量多得多的地区,这种危机看来是长期存在的。
奴隶住所的每一丝躁动的迹象,僻静小路上的每一个独行的陌生人,奴 隶脸上的每一个内敛或神秘的神情,就连奴隶遗漏了一个表示恭顺的常 规礼节,都有可能预示着潜伏在生活的平静表面下的无名恐惧将会成真。
这类普遍存在的忧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南方人对反对奴隶制运动的反应。
南方人不太关心废奴主义者有可能劝说国会或北方民众去做什么事——整场费尽心机的领地纷争在很多方面看来都只是故作姿态——他们特别关心的是废奴主义者有可能劝说奴隶去做什么。
南方人对废奴主义者直接煽动事端的活动敏感至极,譬如亨利·H. 哈尼特(Henry H. Harnett)1843 年在全国黑人大会上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催促奴隶杀死任何一个拒绝释放他们的主人。
要在废奴主义者的规劝和奴隶的暴力行为之间画上等号往往并非难事。因此,南方人想把纳特·特纳 1831 年 8 月发动的叛乱和《解放者报》在叛乱发生前八个月发行了第一期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不过真实情况是,对特纳影响更大的恐怕是 2 月发生的日食, 而不是《解放者报》主编威廉·劳埃德·加里森 1 月发表的言论。
然而,28年后,约翰·布朗使这个等式变得很明确了:一个白人废奴主义者因为想唤起奴隶发动叛乱而被捕。布朗把废奴主义运动和奴隶叛乱联系在 了一起,这一点令他这桩本来很可能被当成愚蠢的找死行为的事迹具备 了无比重要的意义。
这种把反对奴隶制的宣传当成奴隶骚乱的潜在诱因的想法,多少解释了为什么南方白人似乎对立场温和、认为奴隶制将“最终消亡”的林肯这类人,与激情澎湃、认为奴隶制应“立刻终结”的加里森这类人之间的巨大差异视而不见。
南方人对消亡的理解,是以类似于圣多明各事件的方式实现的,而不是也许要等到 20 世纪,以渐进主义的改良方式完成。站在南方人的立场上看,一个坚决表示奴隶制有道德错误的人当选为总统,对奴隶的煽动作用要比波士顿的某份废奴主义周报主编的谴责言论大得多。

图:林肯
由于南方社会决心让黑人一直处于依附状态中,这个目标高于其他所有目标,整个社会经济体制都是以一种能最大限度加强对黑人的控制的方式运行的。这套制度绝不仅限于颁布控制奴隶的法规和在紧急时期建立夜间巡逻系统而已。这也说明社会整体结构必须与这个目标相一致,任何一种制度性举措都不得有助于削弱对黑奴的控制。
黑人必须生活在种植园中,不仅是因为,种植园是高效生产棉花的单位,更是因为,在这个电子监测和官方监测制度尚不存在的年代,种植园是一个尤其高效的监督管理单位。而且,它还最大限度地杜绝了陌生的危险分子接触到奴隶的机会。
奴隶应该是不识字且技术水平低下的农业工人,这不仅是因为,棉花经济要求不懂技术的农业工人完成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也不会 干得更好的工作,也是因为,不懂技术的农业工人未经监视就能接触到陌生人的途径极其有限,还因为不识字这个特点,既不能阅读煽动性文学作品,也不能通过书面消息进行秘密联络。棉花文化的雇工状态看来完美符合奴隶制度的需要,恰如奴隶制的状态高度契合棉花文化的雇佣需要,如果说是棉花业使奴隶制在南方扎了根,那么奴隶制也同样让棉花业和南方密不可分。
在这层宽泛的关系之上,依附体制还更加深入地要求建立一个特定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某些问题是不能公开谈论的。绝不给黑人任何在白人之间挑起不和的希望。必须使不蓄奴的人不假思索地绝对支持种族依附关系,即便奴隶制对他们没有经济上的好处,还有可能使他们蒙受损失。这就表示像《危机将至》这样的书要禁止流通,而且普及教育以及不加区分地提供给全体底层白人的扫盲教育都不应提倡。
在一个流动的社会,要把奴隶牢牢控制在给他们规定的位置上是很有难度的;因此,实行奴隶制的社会必须相对维持静态,不存在货币经济和工资制度的经济流动性和动力机制。
一个社会在社会思想方面探究得越频繁,就越有可能乐于挑战既定秩序的教条。因此,南方倾向于主要强调个人救赎和以《圣经》为准绳的正统观念的信仰,以及重在古典式学习的教育制度,还有实用主义的改良——比如给盲人提供更好的看护——而不是和意识形态有关的改良。
简言之,南方变成了一个日益封闭的社会,不信任外界的思想或主义,对持异见者绝不赞同。这就是把维持种族主义的人身依附体制当作头等大事所产生的普遍后果。
截至1860年,南方社会已经充分发展出一套以种植园为导向的蓄奴体制,同时具有保守主义的价值观、等级制的社会关系和专制的社会控制。
当然了,一个社会若是没有一种与它的制度相适应的风气是不完整的,而南方就形成了一种风气,首先是坚信农业生活在道德上格外崇高。
这种信念表现为杰斐逊式的重农主义,认为自耕农是理想的公民,因为他们拥有土地和可以利用的产出物,这就使他们既自给自足又独立自主,就不会被商业活动中的贪婪欲望腐蚀——还因为他们的劳动是有尊严的,也具有多样性,适合具有多种才能的人来从事。
但是,对农业价值观的极力推崇导致了对种植园生活的高度赞颂,其中甚至包括一种将奴隶制理想化的主张,认为奴隶对主人的依赖使主人产生了为奴隶谋福利的责任感,也使奴隶产生了忠于主人、依附于主人的感觉。南方人坚称,这种关系要比没有个人感情、失去人性、不负责任的“工资奴隶制”——这种制度把劳动力当作商品—— 好得多。
这种赋予奴隶制和种植园的田园风情形象既然已经出现,那么只差一小步就能为种植园主创造一种与之类似的、拥有独特品质的人的形象。
因此,适用于种植园的美德,诸如慷慨、好客、在私人问题上很有勇气、 忠实于具体的人而不是理念,都备受社会推崇;就连种植园生活的恶习, 如傲慢、急躁、自我放纵,都得到了社会的包容。
有了这样的现实基础, 又处于一个对浪漫主义和感伤情怀毫不节制的时代,南方上流社会缔造了一整套精心构建的对骑士精神的狂热迷信,其灵感来自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小说,包括各种赛事、城堡式建筑、荣誉守则,以及对妇女的敬爱。
于是,混合了自我欺骗和理想主义之后,南方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形象,有人用它作为幌子,避免与肮脏的现实正面对抗,也有人把它当作一个想要奋力达到的标准,为了尽其所能发掘人类行为中更好的方面——即使在一个蓄奴的社会里也是存在这种潜在可能的。
图:南北战争前后的政治形势
1860年时,南方人的另外一种共同信念尤其重要,因为他们对这种信念还抱有疑虑,并无十足的把握,所以反而在维护它时强迫症一般毫不松口,咄咄逼人。
这个信念就是白人天生就比黑人高一等。
这种想法不是南方独有的,但它在南方的确有独特的意义,因为它的作用是使奴隶制合理化,也能团结蓄奴者和不蓄奴者共同捍卫这种基本等于黑人依附于白人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中,统治者种族的全体成员都有同样的利害关系。
当然,这种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不应只被看作白人为了合理化他们奴役黑人这个事实的说辞而置之不理,因为实际上当初黑人和印第安人成了奴隶,而其他种族的仆人却没被当作奴隶,有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一开始,这种歧视也许源于技术先进社会对技术落后社会的优越感;也可能反映出了基督徒看待“异教蛮族”的某些态度;又或许是普遍存在的内部集团(in-groups)对外部集团(out-groups)的敌意或对陌生人的普遍不信任感。在这些方面,歧视甚至可以看成是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相对单纯的表现形式,尚未沾染上算计自身利益的丑恶。
不过,一旦它和奴隶制牢牢绑定在一起,歧视就开始具备某些实际效用,大大增强了奴隶制的强度和残酷性。种族歧视和奴隶制共同制造了一种恶性循环,在这种循环中,黑人被当作劣等人这一点用来合理化他们遭人奴役的现状,随后,他们作为奴隶依附他人这个事实又被用来合理化他们低人一等这个观念。黑人种族的污名强化了奴隶低人一等的状态,反过来,被奴役的状态又固化了黑人种族的污名。
种族主义信条的作用,不仅是把蓄奴者和不蓄奴者之间有可能形成的严重经济差异尽可能缩小,同样能够为南方人提供一条道路,以免一头撞上那个难以忍受的矛盾之处:他们在理论上相信人类平等,但在实践中遵行奴役他人。这个矛盾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伪善的惺惺作态,因为尽管南方人比其他地区的人更倾向于接受社会等级制,他们仍然积极响应弗吉尼亚州的杰斐逊和田纳西州的杰克逊曾经做出表率的人人平等的理想。
在他们的政治领域中,南方人曾经坚定地践行白人的民主实践,还出现过一种似是而非的主张,即奴隶制有助于在一个社会的自由人群体内深化民主,正如它曾在蓄奴的古代希腊自由人内部实现民主。这种说法使原来的矛盾更加醒目了,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意识到了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南方领导人曾经不太深入地考虑过有朝一日要消灭奴隶制,由此产生了心理压力。
这也多少解释了为什么南方人1787年曾经同意在西北领地禁行奴隶制的举措,1808 年也曾同意禁止非洲奴隶贸易。
这一点同样解释了为什么少数南方人曾经解放自己的奴隶,尤其是在《独立宣言》发表之后的半个世纪内这样做;以及为什么许多南方人曾经在没有具体给奴隶制定罪的前提下尽情用言语批判奴隶制。某些南方人甚至加入了反对奴隶制的社团,并带头解放奴隶,让他们去利比里亚殖民。
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巨大的矛盾都被以下这种含糊而虔诚的想法掩盖了:在遥远未来的某个时刻,在充分的时间和上帝的无限智慧作用下,奴隶制将会静静消亡。
然而,截至19世纪30年代,这种想法表面上的合理性也消失了,因为就连最善于自欺欺人的妄想家,也不可能彻底忽视正在发生的变化——下南方地区的棉花业大繁荣使奴隶制往西扩散,穿过了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州,进入了阿肯色和密苏里州。得克萨斯作为一个独立的蓄奴共和国成立了。在这些新成立的州与原有的奴隶制中心地区之间的奴隶贸易很有可能比当年非洲与十三个殖民地之间的奴隶贸易规模更大。和奴隶的自然出生率相比,得到解放的奴隶比例微不足道。与此同时,新英格兰地区、纽约、宾夕法尼亚、新泽西等州废除了奴隶制。北方的反对奴隶制人士在讨论奴隶制问题的时候也一改说服性质的温和责备口吻,不仅大力抨击奴隶制是骇人听闻的罪行,还谴责奴隶主是可憎的罪人。
我们不应接受以下这种辩解:南方本来准备自行放弃奴隶制,但是,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猛烈抨击,使南方解放奴隶派人士的立场岌岌可危。
不过,下面这种说法倒是成立的:在如此激烈的谴责之下,南方白人不愿意再妥协承认奴隶制是罪恶了——甚至不愿意承认这种罪恶是传承下来的,18世纪的洋基佬奴隶贩子和南方奴隶买家也难辞其咎。
反之,南方人的回应是把奴隶制当作一桩有积极意义的善事,坚决捍卫它。但这种做法让理论上的人人平等和实践中的奴役做法之间的矛盾暴露得更加明显了,他们唯一的出路是否认黑人有资格和其他人一样享有平等权利。某些研究种族的理论家甚至不承认黑人也是亚当的后代,这相当于在两个方面上都迈出了一大步,将黑人排除在外——不仅否认人人平等,而且否认人类皆兄弟。
图:1860年,美国南方种植园主与他的黑奴
种族理论与奴隶制理论就这样牢牢绑定了。认为黑人更低等的信念既有实用意义,在心理上也有好处,正如奴隶制本身在经济上有好处一样。
这种信念可以用来合理化对黑人的敌意和虐待。因为,既然黑人不完全算是人类,他们就不配得到属于人类的全部待遇,而且鄙视他们天生的缺陷也是理所应当的。
为了维系奴隶制,南方损害了自身的平等理念;而在接受种族主义学说之后,南方败坏、摒弃了平等理念。除了解放奴隶以外,这是他们摆脱两难处境的唯一办法。
所有这些共享的制度、做法、态度、价值观和信念,使南方社会具备了均一的性质,也使南方人彼此产生了亲如家人的感觉。
不过,亲近感是一回事,建立政治共同体的冲动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有人要寻找证据,证明南方人出于文化均一性、共同价值观和其他正面影响因素的驱动,设法共同努力使南方成为一个政治统一体,而不是出于共同抵抗北方的反应才这样做,那么他将会一无所获。
(注释略)
本书简介:
作者将我们的注意力从1861~1865年美国内战的战场转到内战之前的13年。在那13年里,身处历史现场的人没有一个能预料到美国将发生一场导致62万人丧生的内战。相反,1848年的美国,正沉浸在美墨战争的胜利和获得西部大片领土的民族主义狂喜之中。然而,整个联邦的隐忧也接踵而至。
作者简介:
戴维·M.波特(David M. Potter, 1910—1971),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曾执教于密西西比大学,在耶鲁大学担任历史教授十九载,人生的最后十年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波特去世前身兼美国历史学会和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主席。他去世后,《危机将至》这本书获得1977年的普利策历史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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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坛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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