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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当年,究竟有多腐败? | 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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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14 09:45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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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谌旭彬 [url=]短史记[/url] 5天前
问:编辑能否谈一谈国民政府的腐败情形?
文 | 谌旭彬
这个问题,可以从党、政、军三个方面,进行扼要的勾勒。
一、先说国民党。

若把“腐败”限定为狭义的“贪腐”,那么国民政府在“党”这个方面,因地方各级党部力量薄弱、地位低下,并不具备大规模“贪腐”的能力。

但若将“腐败”的定义扩大至“不作为”、“反作为”的范畴,那么,国民政府的地方各级党部,因鲜有作为,可以说是非常“腐败”。

1927年,国民党开启“一党训政”,但党力实际上相当薄弱。国内普通党员数量,1927年4月的统计数据是约60万;“清党”之后,1928年3月的统计数据是约22万。9年后,在1937年1月,仍只有52万余人。1935年的数据显示,国民党党员与全国人口的比例是1:990。

除了党员数量,地方党部建设方面的数据,也颇能说明国民党党力的薄弱。1934年,国民政府成立的第7个年头,仍只有不足40%的省份建立了国民党省党部;只有不足17%的县,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到了1936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豫、皖、闽、云、贵、川、陕、甘、宁、青、新等省区,正式的省党部仍没能建立起来。山西省党部长期被阎锡山排挤,直到抗战中期才恢复;山东省党部被韩复榘压迫变成了地下党,直到韩被处死才得以恢复;两广的党务完全独立于南京政府之外;东北、华北地区公开的国民党组织活动,也几乎销声匿迹。省一级尚且如此,县及以下,自然更谈不上有什么“党力”可言。

由薪俸数据,也可以看出国民党地方党部的地位低下。全面抗战爆发前,一个省政府委员月薪500元,外加办公补贴,可实得一两千元,而一个省党部委员月薪仅有150元,办公补贴近乎为零。一个县长的月薪为250-300元,一个县党部书记长的月薪只有40元。抗战爆发后,这种待遇悬殊急骤扩大。1941年,云南省政府委员月薪560元,省党部委员会月薪仅170元。

国民党的党力薄弱,与国民政府的制度设计有直接关系。胡汉民反对地方党部过问地方行政事务,一再强调“党部断断不能干预行政,……党部的责任只在深入民间,去指示人民、领导人民以辅佐政府之不及。”蒋介石以军事起家,不愿党部坐大,所以在1928年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也曾强调“党员党部决不能直接干涉或处理行政”。如此,尽管自1927年以来,国民党的地方党部一直强烈想要介入地方政务,但在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博弈中,却始终处于弱势地位。1934年,有地方党务人员在《中央党务月刊》上刊文,无奈感叹道:

“三数年来,本党名为训政,实无殊于退听……各省市县党部坐拥虚位,毫无实权,绝不能过问各当地任何政务,偶一置喙,诽谤随之。”

图:国民党党员证

到了1939年,战前的52万普通党员,已只剩下28万余人在册。为挽救濒临崩溃的党组织,国民党开始大规模吸收新人。至1945年,国民党党员人数增至264万人,全国所有省份也都建立了省党部,区分部的数量也较之1939年增长了五倍(78681个)。不过,这种数量上的暴增,是层层摊派任务“拉人”所造成的结果,并没有多少意义——比如直接下令所有公务员都必须入党,否则予以辞退;再比如直接将村长保长和高中学生的名字填入花名册充当新发展的党员。所以,绝大部分是挂名党员,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入了党;县市级党部也是有名无实,没有活动经费,也没有组织活动。

二、再说国民政府。

这方面的腐败非常严重。

首先,在用人上,正规的制度不起作用,主要依赖裙带关系。

如前所述,国民党党员无法在各级政府中占据优势地位,所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王子壮,曾将“党人只能办党而不入政途”这种事情视为“畸形”。党员无法在政府中占据优势地位,不是坏事。但国民政府所设计的用人制度,也就是考试院,事实上也并不能真正发挥作用。各级政府机关的用人,仍主要依赖裙带关系。一如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1936年就任)所言:

“院中大小官员的任免几乎都是通过个人关系来解决的。尽管在考试院的督导下,实行着一种考试制度,但大小官职都不是通过这种制度来替补的,要有也只限于那些比较低微的职衔。……考试院对任何人推荐的任命极少否决过。”

裙带之风盛行,卖官鬻爵也就随之而来。《唐纵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桩史实:

“今天有个这样的报告,说是河南安阳县县长舞弊,为民众所告发,省主席刘峙提讯,责以贪污应治罪之意,安阳县长答云:县长是由钱买来的,若不弄钱,岂不失本?并出其省府秘书长张廷休收条一纸以呈。刘峙问张有其事否?张云姨太太手中有账可稽。刘亦无奈!”

其次,政府官吏普遍贪腐,连蒋介石也“闻之惭惶无地,不知所止”。

1928年,外国记者乔治·索凯尔斯基观察到:

“那些在革命前连一个小钱都没有的穷官吏,很快就成了富翁。他们在首都市区建起了漂亮的住宅,用轿车按送子女上学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少生活优裕的官僚嫌南京的娱乐生活死气沉沉,而定期到上海去享受舒适生活。他们在上海的租界里盖了房子,在那儿呆的时间很长——‘周末’常常从星期五持续到下星期二。”

1930年,《大公报》曾刊文尖锐批评国民政府,认为其当务之急是在全国范围内惩治一万名贪污的文武官员。1944年,国民党人赵和亭在国民参政会说道:“山西十几个县里从一月检举,就查出一千多件贪污案子。山西一隅如此,全国各地合计起来还了得!”

为了治理贪腐,国民政府在1931年建立了监察院,但并没有产生多少效果。自建院至1937年,监察院处理的案件,涉及贪官污吏69500人,其中仅1800余人有起诉书;这1800余人中,仅268人被判断有罪;这268人重,仅13人被罢官,41人受轻微处罚。涉事官员往往以调至外地继续任职告终。

图:于右任,曾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

即便是蒋介石,也无法运用自己的权威来惩罚贪腐。1944年“美券贪腐案”轰动全国,蒋介石极度震怒,但却对贪腐之源头孔祥熙毫无办法,只能在日记中骂孔祥熙“不能为党国与革命前途着想,而徒为本身毁誉与名位是图”,说孔百般狡辩实在无耻,“彼总想口辩掩饰为事,而不知此事之证据与事实俱在,决难逃避其责任也。余以如此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末了,蒋只能指示“速了”此案,“以免夜长梦多,授人口实”。

抗战胜利后,各级政府官员变“接收”为“劫收”,蒋也没有办法解决,只能在日记无奈写道:

“魏德迈来见,告我以中央派往华北人员之如何贪污不法,失却民心,闻之惭惶无地,不知所止。”

三、再说军队。

国民政府的军队腐败,主要集中在两大块:(1)军队经商;(2)军队走私。与这二者相始终的,是军队将领的中饱私囊,用蒋介石的话说就是“尤以高级将领,凡军长以上者,几乎多是贪污……”

抗战前后,国民政府曾允许、倡导成立“军队生产合作社”。这本是基于国力不足而抗日必行的现实所采取的无奈之举,目的在于改善士兵生活。内容包括耕种、加工农产品、制造衣袜、被褥等日用品、以及劳务输出(如修筑公路)。与“军队生产合作社”相配套的,还有“军队消费合作社”,目的是“避免中间商人的榨取,直接向生产者批购货物,分配给社员”,也就是部队筹集资金成立专门组织,谋求以最合适的价格为士兵购进必需品,改善生活。

但结果与初衷相反。许多军队将领对生产没有兴趣,对为士兵采购物美价廉的日用必需品也没有兴趣,反以“军队合作社”的名义投入到经商当中。

到了抗战中后期,军队已然普遍经商。蒋介石曾在1942年9月9日痛批此种现象:

“本来我们提倡军队设立合作社的原因,为改良官兵生活,这种良法美意应该推行尽利,但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现在我们军队当中竟有借口合作社名义来经营商业,仅作为营私舞弊的渊薮,尤以沿江沿海附近一带交通冲要的驻军为甚。……现在军人经商的流弊恐各战区都不可免,希望各位司令长官与总司令严切取缔与禁绝,如有经营商业贩卖仇货的,一律视作通敌论罪。”

与军队经商相生的另一弊病,是军队走私。这些走私,往往也以“军队合作社”的名义进行,严重扰乱了地方正常的商业经营。比如,1936年江西公路营运专员熊大惠曾制定过一份《整理江西公路营运管理计划》,其中明确说到须取缔军队消费合作社私运货物:

“本省各驻军队,多有消费合作社之设,其原意本良佳。但迩来时有私运货物闻,影响本处正当营业殊甚,故为维持本处营运业务计,实应呈请省府,转咨各军长官,严饬所属消费合作社,嗣后不得再私运货物,致妨本处营业之进展也。”

图:1936年江西公路营运专员熊大惠的整理计划,其中提到了“取缔军队消费合作社私运货物”

但军队走私的问题,江西省政府是管不了的。事实上,中央政府也未必有办法。当时,军队走私的多是一些大宗货物,输出以桐油、水银、矿砂为主,进口则有香烟、鸦片,往往与前线驻军联结进行。比如,陈诚在回忆录中说过,云南各地驻军不仅经商走私,而且聚赌,吸食鸦片,盗卖军械。1939年11月18日,一份呈报给中央的关于西北军阀马鸿逵公开包庇走私的秘密汇报称,马鸿逵曾召集宁夏商会负责人,秘密指示道:

“你们别看我出的禁止走私布告,因为那是中央的命令,我不能不这样。实际上,你们还是可以照常走私,因为如果停止,别说兰州的要人太太们没有用的,就是我的军队也没有办法。”

国民政府无力处置马鸿逵,只能听之任之。

此外,“吃空额”也是当时军队的一大顽疾。通常情形是:上级默许各部队虚报兵额若干,比如连长可虚报两人,营团长依次加倍。抗战中后期,吃空额现象相当严重。蒋介石本人也知之甚详,1941年12月9日,蒋曾如此感慨:

“我前方部队兵额之空虚,已为全国尽知之缺点。各级层层蒙蔽,至有一师之中缺额至3000人以上者亦相率视为故常。平时领一师之饷,临时不能作半师之用,及至事后申报战役经过则又任意浮报,动称一师死伤五六千人。”

综而言之,国民政府当年未能建立起独立的监督机制,党政军的运作,仍停留在传统的“人治”时代,故而与所有“人治”时代的政府一样,腐败情况非常普遍。1948年11月24日,蒋在日记中写道:

“党、政、军干部之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不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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